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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人工智能顶层规划全解读

发布时间:2017-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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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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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人工智能正在成为国际经济科技竞争焦点。2016年10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前沿峰会上发布《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规划》(以下简称美国《规划》)。9个月之后,我国政府正式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中国《规划》)。本文将试图通过不同的视角初步探讨两国规划文件的异同,为相关行业研究人员提供参考。


举国推进,正当其时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美两国在互联网、制造业等领域已经具备了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为人工智能营造了极佳的发展环境,人工智能在多个领域的融合创新应用正锋芒初露。在这一趋势下,近年来两国政府在产业政策的推进部署工作中均表现出了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极大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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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政府在2013财年将22亿美元的国家预算投入到先进制造业,其中的“国家机器人计划”就是重点投入方向之一。同年4月,美国政府启动创新神经技术脑研究计划,将在10年投入45亿美元开展相关研究。


我国政府自2015年以来先后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等国家战略文件中也多次强调了要加强人工智能向多个领域的融合渗透。2016年5月,四部委联合印发《“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对政府和产业界关于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培育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细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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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规划战略的发布均是在一系列的先期工作部署及产业实践后,首次将人工智能上升到了中长期国家战略高度进行统筹推进。


技术先行,量体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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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推进具备较高的专业门槛和行业壁垒,在推进过程中既要确保相关投入可以有针对性地流向具备长期潜在回报的领域,同时也需要充分考虑到这些有价值领域的研发风险,单纯依靠产业界自身力量发展颇有难度。


为此,中美两国的产业规划均强调了要发挥好政产学研的协同作用,而在具体的引导方向上则根据两国的产业基础特点有所差别。


美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已经经历了60余年的发展,从理论研究到产业化应用均具备绝对优势。其一方面拥有多个具备人工智能业务能力的科技巨头企业,如谷歌、Facebook、微软等,另一方面则在大数据、超级GPU服务器及类脑芯片等可为人工智能提供基础支撑的领域掌握着尖端技术。基于此,美国《规划》侧重于通过联邦投资解决行业当前不能解决的问题,例如提升基于数据发现知识的能力、增强人工智能系统的感知能力、类人的人工智能等,这些都是在当前的产业实践中产生了需求却未能突破的关键领域。


相对于美国而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在理论研究、技术架构、支撑体系等方面均有待完善,与此同时,具备人工智能优势的骨干企业并没有绝对的号召力,产业界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聚合效应尚未形成。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我国《规划》重点指出了要针对原创性理论基础薄弱、重大产品和系统缺失等重点难点问题构建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体系,建立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共性技术体系,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基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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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中国《规划》对具体研究方向上做出了细化,相比美国更加深入和全面,旨在为产业发展提供完备可靠的基础能力支撑。


重在应用,跨界为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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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工智能产生效益的着力点,两国规划均强调了推进人工智能在农业、制造业、物流等领域的应用渗透,促进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但在具体的表述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


美国《规划》沿袭其一贯自下向上制定产业政策的思路,从产业界已有的实践与需求出发,强调人工智能产业惠及面广,战略中提出的重点研究内容均需要跨越多个行业,而不是仅仅单纯开展理论技术研究。同时指出将尽快制定详细的行业发展路线图,明确相关功能缺口,完善相关的标准体系。在具体的行业融合方向上仅从促进经济发展、增强改善教育机会和生活质量、国家和国土安全三个方面提出了愿景,并没有对具体行业做出过多指导。


中国《规划》充分考虑了我国产业门类全、规模大、发展水平不均衡的现状特征,强调对人工智能研发攻关、产品应用和产业培育协同推进,尤其是对典型行业通过技术突破推动领域应用和产业升级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并提出了通过应用示范推动人工智能规模化应用,全面提升产业发展智能化水平。这充分体现出了我国通过宏观调度实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产业政策理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美两国的规划均突出强调了人工智能向国防领域的渗透应用,这在信息技术相关的国家级产业政策文件中非常罕见。


风险预判,保障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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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作为正在高速发展的新兴产业,其带来的收益和风险并存。从中美两国的规划中可以看到,两国均高度重视人工智能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高度融合的特征,在加强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力度、最大程度发挥人工智能潜力的同时,前瞻性地预判出人工智能在伦理、法律和社会安全方面可能带来的冲击。


例如,美国《规划》提出:在技术可行的范围内,研究人员必须努力开发与现有法律、社会规范和道德伦理一致或相符的算法和架构。中国《规划》也提出了要开展人工智能行为科学和伦理等问题研究,建立伦理道德多层次判断结构及人机协作的伦理框架。同时,两国规划也均提出了要建立评估机制对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及应用的能力进行科学有效的评测,进一步规范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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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中美两国规划在对人工智能的规范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均是要将技术、法律和道德原则充分融合,预防性规避未来行业乱象,将人工智能发展规制在安全可控范围内,尤其是要消除人工智能在复杂环境、极端条件下的潜在威胁。


普惠共赢,愿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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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极具发展潜力的通用性技术,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与应用扩展在可预期的未来必将会对科技、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形成全面的支撑,中美两国的规划中也明显对此寄以厚望。


美国《规划》以愿景的方式既对中长期发展人工智能后的经济社会状态提出了总体设想,如:“将给所有社会成员带来显著益处”,“提升社会中几乎所有部门的福利”,也描绘了具体产业的未来发展模式,如“通过基于视觉的驾驶员辅助和自动/机器人系统,能更有效地运输产品”,“通过用于控制制造工艺和调度工作流程的新方法来改善制造业”。对预期效益阐述的内容相对开放。


中国《规划》则通过三步走的形式,体现出技术、产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动效应及分阶段预期成果,并对文件中的关键任务提出了推进的时间节点,既分别描绘出了未来中长期不同阶段的发展愿景,同时也更加具备实操性。


通过以上探讨分析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规划作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文件,均紧跟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大趋势,分别从本国产业发展特点切入,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夯实产业基础、培育发展环境、拓展价值空间,最终形成人工智能产业与社会经济、国家安全之间的联动闭环。两国的人工智能产业规划一脉相承、殊途同归。


*作者:秦业,博士,高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政策研究部主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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